今年“五四”青年節，溫家寶總理又一次到北京大學看望青年學生。在圖書館與學生座談時，總理再次提到了“錢學森之問”——為什么我們的大學總出不了杰出人才？總理說，錢老的話對他是“很大的刺痛，也是很大的鞭策”。
我在現場聆聽了總理的談話，真切感受到了黨和政府對大學改革的高度重視。我想，要解答“錢學森之問”，必須遵循高等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來改革我們的辦學體制，通過體制創新，讓拔尖創新人才“冒出來”。
對教育規律的探索、把握和實踐，是一個復雜而艱難的過程。就辦大學而言，我們首先要從“古今中外之通例”中汲取營養。大學要堅守學術的寂寞與尊嚴，要舍得把資源投入到學生身上、投入到基礎性、原創性的研究上，哪怕短時間內看不到回報，也要咬定青山不放松，不能跟風跑。從體制上講，我們必須擯棄那種單純追求數量的不科學的發展觀，用全面協調可持續的標準來衡量大學的辦學效益。
具體到教學改革方面，我認為首先應當著力開展通識教育。現在不少大學都開了很多選修課，可如果學生什么都學一點但只懂皮毛，那不是通才。通才之所以“通”，是因為他有科學的思維方法，受到過嚴格的學術訓練，有終身學習、不斷創新的能力。培養通才的辦法之一是引導學生閱讀經典、讀古今中外的“大書”，文理醫工，各科的學生都要讀這些經典。我們應該從體制上作出保證：學問最精深的教授都應該開經典導讀課，帶著學生一起讀書；對學生成績的判定，不僅要看考卷，更要看他們寫的讀書報告，如果讀書讀得深，也應該給高分。在大學階段，學生只有真正讀通了幾十本經典，打好了基礎，才可能成為通才。北京大學推行的“元培計劃”，就在做這樣的嘗試。
大學生應該學哲學，尤其多讀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原著，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指導自己。真正深刻的理論有著無窮的魅力，是能夠吸引學生的。而且哲學是智慧的源泉，只有引導學生把思考提升到哲學的高度，才能具備批判的精神，對那些最根本、最重要的“原問題”進行反思，從而有所創見。
許多大學在研究生甚至博士生階段才會開方法論的課，有時因為老師本身經驗不夠，“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”。我主張，一流大學從本科生階段就應該有這個訓練，請不同學派、不同風格的大學者來講，甚至手把手地教學生做科研。這個底子打好了，將來不管從事什么工作，這個學生都是有“章法”的。
同時，應當引導學生加強人格修養。我們培養的學生，沒有高度的愛國熱情不行，沒有科學民主的精神不行，沒有正確的世界觀方法論也不行。
除了進一步加強和改進現有的思想政治課之外，還應在大學教育的全過程中加強修身教育，特別注意從校園里發掘典型、繼承傳統。比如，北大的孟二冬教授，用生命做學問、用心血寫文章，他的事跡拍成了電影，北大的學生看了沒有不掉眼淚的。因為從孟老師身上，學生們看到了真正偉大的人格。這種偉大蘊于平凡之中，不是脫離生活的說教，而是我們每個人都“應該學”而且“學得到”的。
此外，還應該更加注重學生的社會實踐。北大也一直鼓勵學生到西部去、到農村去、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。真正的拔尖創新人才是腳踏實地的，不僅要有寬廣的國際化視野和對學術前沿方向的準確判斷，更要扎根于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厚土壤之中。（作者吳志攀系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）
我在現場聆聽了總理的談話，真切感受到了黨和政府對大學改革的高度重視。我想，要解答“錢學森之問”，必須遵循高等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來改革我們的辦學體制，通過體制創新，讓拔尖創新人才“冒出來”。
對教育規律的探索、把握和實踐，是一個復雜而艱難的過程。就辦大學而言，我們首先要從“古今中外之通例”中汲取營養。大學要堅守學術的寂寞與尊嚴，要舍得把資源投入到學生身上、投入到基礎性、原創性的研究上，哪怕短時間內看不到回報，也要咬定青山不放松，不能跟風跑。從體制上講，我們必須擯棄那種單純追求數量的不科學的發展觀，用全面協調可持續的標準來衡量大學的辦學效益。
具體到教學改革方面，我認為首先應當著力開展通識教育。現在不少大學都開了很多選修課，可如果學生什么都學一點但只懂皮毛，那不是通才。通才之所以“通”，是因為他有科學的思維方法，受到過嚴格的學術訓練，有終身學習、不斷創新的能力。培養通才的辦法之一是引導學生閱讀經典、讀古今中外的“大書”，文理醫工，各科的學生都要讀這些經典。我們應該從體制上作出保證：學問最精深的教授都應該開經典導讀課，帶著學生一起讀書；對學生成績的判定，不僅要看考卷，更要看他們寫的讀書報告，如果讀書讀得深，也應該給高分。在大學階段，學生只有真正讀通了幾十本經典，打好了基礎，才可能成為通才。北京大學推行的“元培計劃”，就在做這樣的嘗試。
大學生應該學哲學，尤其多讀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原著，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指導自己。真正深刻的理論有著無窮的魅力，是能夠吸引學生的。而且哲學是智慧的源泉，只有引導學生把思考提升到哲學的高度，才能具備批判的精神，對那些最根本、最重要的“原問題”進行反思，從而有所創見。
許多大學在研究生甚至博士生階段才會開方法論的課，有時因為老師本身經驗不夠，“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”。我主張，一流大學從本科生階段就應該有這個訓練，請不同學派、不同風格的大學者來講，甚至手把手地教學生做科研。這個底子打好了，將來不管從事什么工作，這個學生都是有“章法”的。
同時，應當引導學生加強人格修養。我們培養的學生，沒有高度的愛國熱情不行，沒有科學民主的精神不行，沒有正確的世界觀方法論也不行。
除了進一步加強和改進現有的思想政治課之外，還應在大學教育的全過程中加強修身教育，特別注意從校園里發掘典型、繼承傳統。比如，北大的孟二冬教授，用生命做學問、用心血寫文章，他的事跡拍成了電影，北大的學生看了沒有不掉眼淚的。因為從孟老師身上，學生們看到了真正偉大的人格。這種偉大蘊于平凡之中，不是脫離生活的說教，而是我們每個人都“應該學”而且“學得到”的。
此外，還應該更加注重學生的社會實踐。北大也一直鼓勵學生到西部去、到農村去、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。真正的拔尖創新人才是腳踏實地的，不僅要有寬廣的國際化視野和對學術前沿方向的準確判斷，更要扎根于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厚土壤之中。（作者吳志攀系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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